在这种市场氛围下

2018-07-14 22:10

  秒速赛车开奖历史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,关键是要改变造成这种结果的体制和机制,营造适宜的生态,用“势”而不是用“力”,让金融和实体经济各归其位,寻找新动能重新平衡两者力量,形成基于真实认知的良性循环。

  金融与实体经济本是相辅相成的,金融并不只是被动反映实体经济,而是会在反映和引导实体经济过程中加剧经济资源的坍塌(解构)和聚集(重构),进而实现资源按照金融体系的认知和标准优化配置。

  金融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,本质上是重新“归位”和“融合”的过程,就是要顺畅实体——金融循环,关键是要提高金融价格发现的准确性和效率。

 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战略期,我国金融发展迅速,实现深度转型,但也出现了变异和乱象。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不合意角度看,以下三个现象值得关注:

  在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环境下的信用高速扩张,直接表现为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。如果考虑到大量的“明股实债”,杠杆率的上升更迅速。这是经济发展内在信任下降的外部表现。在信用超常规增长的过程,带来了财富的迅速转移。

  虽然以CPI(居民消费价格指数)、PPI(生产价格指数)衡量的价格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,但资产泡沫、各类政府管制引发了大家对货币真实价值贬值的担忧,在行为上表现为对实物资产如黄金、房子的追捧,对外币、比特币等的关注。此外,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快速上升,2017年上半年达到8.8%,显著高于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同期水平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陷入“信用扩张推动型”的增长,信用成为增长中的相对短缺和重要因素,获得相对较高的增加值。

  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,我国主要基于外汇占款和各种借贷便利(对其他存款机构的债权)投放基础货币,持有的国债规模甚至低于政府在央行的存款。考虑到升值环境中外汇储备运用的负收益,国家和私人使用外汇之间的巨大差异,我国基础货币的创造成本高昂。我国的基础货币和内含的铸币税,没有很好发挥支持国内基础设施(包括公共服务和福利)建设的作用。

  从更广的金融资产负债表看,M2(广义货币)以及更广义的信用货币,其创造的信用基础主要是房地产、政府项目和个人。以金融机构贷款投向为例,2014年~2016年新增贷款中,分别有28%、29%和45%投向房地产,其中2014年、2015年投向制造业的仅有4%和5%,2016年则出现净减少。

  近些年我国出现较为明显的“财政金融化”和“金融财政化”。除政策性银行以外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大幅膨胀,如地方融资平台、PPP(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)、PSL(抵押补充贷款)、产业基金等。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也使得商业性金融业务带有财政色彩,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要求,如三农、小微等,也是金融和财政的融合。

  此外,由于产业政策和监管要求等原因,我国信用扩张越来越表外、“表表外”化,影子银行系统快速膨胀,投资方向更是偏向房地产和政府项目。不透明、链条拉长带来额外的信任和交易成本,最终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。

  这集中体现为金融系统出现短期化、泡沫化和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。我国倾向于采取“问题导向”型解决思路,这可以提高政策和制度的针对性,但也导致政策甚至制度频繁变化,规则缺乏一致性。在这种背景下,“落袋为安”成为合理选择,市场行为出现普遍的短期化。

  此外,常言道“太大不能倒”,而在我国更是“太小也不能倒”,政府隐性担保加上仅共享收益,不分担损失的激励,破坏了激励约束机制的平衡性,市场快速膨胀且过度投机。在这种市场氛围下,稳健的投资行为被市场淘汰,市场自我强化了投机氛围。政府出于稳定、促进经济增长和公平等非市场化目标,干预市场甚至修改市场规则,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出现了较为普遍的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现象。

  金融“脱实向虚”是结果,存在即合理。有金融发展的成果,有经济、金融转型的反映,也有我国制度选择的必然,是金融运行中实际遵循的标准和适应这种标准优胜劣汰的结果。一套标准的运行结果会强化这套标准,进而凸显这套标准的局限性。如果仅仅用行政手段使金融“脱虚向实”,不但缺乏现实基础,当前的实体经济也接纳不了如此庞大的金融资源。资产荒和资产泡沫就已显示出某种无奈,而且可能再次扭曲,造成新的产能过剩、僵尸企业等。

  因此,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,关键是要改变造成这种结果的体制和机制,营造适宜的生态,用“势”而不是用“力”,让金融和实体经济各归其位,寻找新动能重新平衡两者力量,形成基于真实认知的良性循环。具体而言,从以下三大问题进行探讨:

  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,本质上是信用的增级和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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